在營造東涌計劃後期的一個活動中，我們聽到一個關於東涌青年人對社區歸屬感的意見或觀察，令我們反思了很久：有很多東涌年青人自小搬入這個社區，其實對社區也有些歸屬感，但社區缺乏資源、設施和工作機會，如果這個社區沒甚麼把年青人留住，他們會跑出去城市較中心的地方發展和居住，這個社區就會失去這些年輕動力，東涌社區會變得更加空洞和邊緣。聽到這番說話，心中難免泛起一種悲涼的感覺，一方面社區不能留住居民令人嘆息，另一方面，我們又不禁嘆息這一種主流的現實價值觀：沒有物質供給，居民就會離開社區。歸屬感能買回來嗎？
跑來香港生活的少數族裔港人，相信最能體會因生活困難而離開熟悉地方、往其他地方去尋找更好生活的滋味。離開故鄉來港居住，或許對不少少數族裔來說，是一種不幸中的大幸，也沒有甚麼空間奢談歸屬感。不過，像Isaiah這樣在港土生土長的年輕少數族裔，感覺就複雜得多。
怪異中成長：文化標記造成社會分隔
Isaiah沒有直接參與營造東涌內任何一個活動，可是他是營造東涌計劃重要社區持分者的一員。Isaiah五年前搬入東涌滿東邨，因着兄長的影響，Isaiah參與少數族裔支援服務的活動，參與社區服務令他親身接觸到社會服務，亦啟蒙了他對「以人為本」的社會服務工作的興趣。我們認識他的時候，他剛完成了副學士學位，主修政治的他選擇加入鄰舍輔導會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NAAC Touch)成為Program Worker，開始了一個參與社區的歷程，無意中也成為他尋找歸屬的過程。
我們跟Isaiah聊天時，他回想起自己小時候明確感受到自己和其他土生土長的孩子有差異。有兩個時刻他特別難以忘懷。Isaiah從小就覺得自己「有點怪」，小學時校內並沒有很多少數族裔同學，於是很快就意識到自己膚色跟別人不同。因為膚色的不同，他不時受到同學的欺凌，屬菲律賓裔的他，被同學取笑是「非洲」馬騮，他都不知道要怎樣回應。他記得當時學校對這些如此明顯的歧視，完全視若無睹，作為小學生的他，也沒有甚麼行動能力去改善自己的處境。
膚色只是其中區分他和別人的一個文化標記，作為少數族裔，他又意識到語言的差異。在香港，主流社會總覺得你的英語較好，但Isaiah記得升上英文中學的時候，除了要適應一個學習氣氛更嚴厲的校風，就是發現了自己說的英文其實不怎麼樣。因為從小到大都要克服或打破與別人的差異，他特別注意怎樣和不同膚色、文化和語言程度不同的人相處，漸漸地他就能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到中學階段要說英文時，還加上一些廣東話口音。於是，英文說得不怎麼好；華語是說好了，但又好像沒有太多人把你當成像本地華人一般。
人文關懷：因着付出而產生的社區歸屬
到了今天，Isaiah的英文和中文都已經沒有口音，主觀地也相當明確認清自己就是香港人。可是，這麼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原來不是你確認了，就能毫無障礙地、自然地被認可為香港人，Isaiah仍然覺得自己怪。「你覺得自己怪在哪？」原來，已經不是語言和膚色的這些標記。今天，他覺得自己的社會價值觀跟主流有差異。「我不想再有人感受到自己經歷過的那些身分認同比狠狠重擊的瞬間了。但我在香港長大，慢慢發現主流的生活就是要我努力賺錢、買樓。我在想，如果香港人可以像重視財富一樣重視人文關懷，那會有多好？」
這樣聽他的故事，總好像他要花一輩子也無法找到一種真正的歸屬。特別對於土生土長的他，對自己族裔的歸屬感，或許未必像其父母輩般強；膚色、語言等令這一代少數族裔難以完全找到對主流社會的歸屬。然後，自己的社會價值觀又與主流社會有重大差異。Isaiah跟我們認識過的少數族裔一樣，沒有太多期望社群、社區或社會能給他甚麼以留住他們。我們發現他對社區或社會歸屬感，不是來自「獲取」，而是來自「付出」。他回想起第一次發現自己熱愛社區工作，是疫情時期，他在社區派發物資包，雖然派的物資並不屬於自己，但看到有需要的家庭收到物資後，Isaiah第一次覺得自己「真係做緊啲嘢」。他感激能夠受薪從事服務社區的工作，覺得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所以，即使現在已經離職，他還是會形容中心為”My community center”，空餘時間亦會在中心做義工，跟職員朋友打邊爐，有時在社區走過還會被服務使用者認出。這個簡單的”My”字，就像是他一直夢寐以求的歸屬。
在地但超越地域的社區親密
身處東涌的時候，東涌人或許會對社區有很多不滿；有時，離開社區，反而會令人覺察自己對那裏的歸屬並非想像中那麼少。Isaiah有天在中心看到少數族裔專業培訓計劃的宣傳，覺得自己也希望增進專業技能以服務社群，於是便報名一試，最後成功加入了計劃，在寫作這篇文章時，他剛好加入了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元朗區青少年外展工作隊八個月的時間。生活世界遠離東涌一點，他就更清楚看見自己和社區的關係。「平日行東涌社區可能會聽到飛機聲，係元朗會聽到鬧交聲。喺滿東邨可能會聞到海水味，喺元朗就煙味多囉。」Isaiah打趣比較着兩個社區。雖然只短短八個月時間，他確感受到社區是怎樣可以改變一個人。Isaiah清晰地跟我們分析，元朗水邊圍邨跟逸東邨的分別，肉眼可見的是社區設計差異，反映新舊屋邨的變化；再深入一點，東涌大部分人都是中低階層的新居民，元朗就「咩人都有」，是一個更為成熟、有更多歷史的社區，社區文化環境不同、人口的差異，令元朗區內的年輕人比東涌的更高危。他說：「元朗真係改變人生。」
原來，社區的種種因素，足以改變一個青年的成長和人生抉擇。社區組成除了影響區內青年的成長，也改變着Isaiah對自身與社區和社會關係的理解。每天的三省吾身，令一直覺得無法以打工賺錢為人生主軸的他，有可以一輩子做社區工作的想法。他暫時沒有離開東涌社區的打算，但是稍為站遠一點看，那種距離反而令他更能看到自己的社區。人類學者Michael Herzfeld提出一個叫做Cultural intimacy的概念，主張歸屬感是超越地域的，它更多是一種政治和權力關係的產物，是取決於社區或社會內有獨特個性的個體或社群是否有能力參與與其他人一起生活。Isaiah和像他一般獨特（他口中說的「怪」）的東涌社區居民，正是在參與過程中得到力量，被這種社區文化親密度「充權」了，說來是超越地域的，但卻又不似完全脫離現實生活的社區。正是在Isaiah覺得自己「真係做緊啲嘢」的時候，漸漸地服務社區就成為了他的人生歸屬，同時也增加了他對自己居住和生活的社區（和社會）的一種歸屬感。
